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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回到福宁殿，赵煦都还在得意。
他的父皇留下的奏疏里，也确实有着几分类似的上书。
范纯仁、吕大防、王光祖也确实说过那些话。
原因？
很简单，在大宋兴学是庆历以后的风潮。
地方官上书，除了报告大小事务，很多时候都会请求兴学。
熙宁以来，即使是武臣守臣，也逐渐开始大谈特谈兴学。
因为这是政治正确。
也正是因为庆历兴学、熙宁兴学，大宋天下人口的文盲率，迎来可喜的下降速度。
像唐代那种，连城市居民，都没几个看得懂官府文书的事情在大宋已经不可能发生。
汴京城瓦子里的措大们，甚至能写诗作赋。
调侃起当朝宰执来，更是毫不客气。
像是从前的拗相公，现在的三旨相公，以及未来的司马牛，都是汴京人送给宰执们的礼物。
这些礼物最终跟着这些宰执，一起流传到了后世。
所以，赵煦知道，今天的事情传出去。
天下人都只会称颂他的英明仁圣。
至于被他点名的那三个人？
范纯仁和吕大防，是旧党里的实干派和温和派。
他们对新法的不满，大体集中在青苗法、市易法、均输法、保马法上。
譬如范纯仁从来就不觉得保甲法有什么错，后来他甚至觉得青苗法其实也不错可以恢复。
然后就被那些旧党的激进派，喷的狗血淋头。
吕大防就更有意思了。
实际上到了元祐末年，吕大防与其说是一个在朝堂上的旧党大臣，不如说他是一个看着像旧党，扒开衣服其实里面写着：王荆公门人的新法大臣。
元祐后期，对西贼的用兵和战略，越来越主动，越来越积极就是吕大防主政下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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